全剧终
就在11月最后一周，忽如一夜春风来，千门万户走出去。大疫三年，是时候“终结”新冠疫情了。
所谓“终结”，并非消灭病毒，目前人类的技术还无法消灭这不知从何而来的病毒，而是最大限度地降低它对我们生活的影响，就如现在人们的感觉那样：生活本该如此。
本文并无真知灼见，只是重复半年前和两年前的一些常识。
本文逻辑
一、全剧终
二、慢修复
三、五达峰
【正文7000字，阅读时间20'，感谢分享】
01
全剧终
高速调头后，年轻人还会有几分感慨，年纪大的人早已习惯了这种魔幻，更多的人当作什么也没发生恢复如常的生活。这是人们对正常生活的珍惜，但不利于民族自省与公共选择的进步。
为什么这个时间点、感染病例破4万的高发期，政策迎来了关键性调整？
这轮10月底开始起势的疫情，迅速席卷全国各省市，波及的社区、家庭、企业、门店和个体越来越多，受害程度越来越深，一些人付出令人痛惜的代价，民间反应越来越强烈，基层防控力逼近极限。
政策改变建立在几个前提之上：一是新冠变异株传染力越来越强、致病力越来越弱；二是受害面积越来越广，经济成本越来越大，民间反应越来越强；三是基层防控越来越力不从心。
当新冠变异株席卷全国、围困北京时，广州地方与市民默契配合、成功突围。
广州数据显示，截止到12月2日，本轮疫情累计报告本土阳性感染者16.27万起，无症状感染者占感染者总数约九成，重症、危重症仅四例，无死亡病例。换言之，死亡率为零，重症、危重率大约四万分之一，低于流感。
中央指导组医疗救治组专家、北京朝阳医院副院长童朝晖称，奥密克戎变异株引起的重症、危重症和死亡的比例低于流感病毒。中国疾控中心在11月28日的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上也表示，国际和国内监测数据证实，奥密克戎变异株及其进化分支BA.1、BA.2、BA.5系列，包括BF.7、BQ.1和重组体XBB的致病力和毒力相比原始株和德尔塔等变异株明显减弱。这是政策改变的重要支撑。
不过，对此，科学家与医生之间似乎存在争论。饶毅不认同金冬雁、张文宏等医生认为的新冠病毒朝着更低致病性以及更高免疫逃逸能力的方向进化的观点。在饶毅看来，目前医生们的观察纯属经验，分子生物学并不支持病毒按照某种规律复制。他认为，新冠病毒完全可以既向致病性更强的方向变异（原始株→Alpha→Delta），也可以沿着增强免疫逃逸能力的方向进化（奥密克戎）。
学术之争，或学术与经验之争，值得鼓励。但经济学家以及大众，不得不在边际上做预期收益最大化选择，承担决策带来的一切风险、成本与收益。当然，人们的决策尽量参考可靠的学术研究和经验。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人的行为都是经济行为。不管是隔离在家的防疫行为，还是自由出入的开放行为，都是经济行为（但存自主性差异），都需要承担其中的成本与收益（但存结构性差异）。有人认为，往左走是生命，往右走是经济。其实不是，往左走、往右走都是经济行为，而经济就等于生命。
问题是，上半年，上海疫情崛起，很多人在网上批判上海。这次，务实的广州走在前面，很多人称赞广州敢为天下先。这是为何？
这轮疫情将大多数人裹挟进来，几无漏网之鱼，经济成本之大压垮人们心中的防线。另一边，数据和经验让很多民众以及基层管理者意识到没有必要付出巨大的代价应对奥密克戎变异株带来的风险。这时，已经没有任何理由阻拦啼饥号寒的大众出去赚钱养家糊口。这就是人的经济行为无意识地推动了社会进步。
从最近四百年的经验来看，思想推动历史进步迅猛而彻底，经济行为带来的进步更为温和和可靠。
当下，不管是支持者、反对者，还是恐惧者、无感者，都不得不面对这种大势。
但是，新的挑战、另一重危机又正在迅速扑来。最近，地方处于“不做核酸就假装没有疫情”的稳定期，但是暗流涌动，新冠病毒正在快速传播。虽然绝大部分都是无症状和轻症，但随着基数越来越大，有症状、重症、危重和死亡病例的绝对数将随之上升。尤其春节期间，感染病例可能迎来高峰。
所以，为了更好应对冲击、避免恐慌，公共部门应当做好做更加系统的安排：
一是国家卫健委推出新政策（如新十条），明确新的方向和目标，指导地方政府如何操作。
目前，至少有40多个大城市调整了政策，但在一些中小城市，尤其是有阳性病例的县城，地方政府犯难。如果大规模封控和核酸，报告更多病例，似乎背离大势；如果不再严防死守，地方民众比较担忧与恐慌。毕竟，在此之前，一些省份县市正在发行数百亿专项债、热火朝天地建方舱医院。如今连夜叫停，一些方舱一夜“清零”。当然，地方非常灵活，知道审时度势，但这里强调的是如何更好地保护好民众。
关键的几个问题：新冠在2020年1月20日的国家卫健委发布1号公告被纳入法定传染病乙类管理，采取甲类传染病的预防、控制措施，如今其变异株的临床特征、致病性发生了变化，是否、何时转为乙类传染病的预防、控制措施。地方在核酸、健康码、封控、就医、上学、出入境、物流快递等政策如何调整，同时医院ICU床位、普通病床、呼吸机等建设目标是多少，如何避免可能发生的医疗资源挤兑。
二是尊重科学，信息公开，官媒、防疫专家系统解释新冠变异株传染性、致病性的变化，消减部分民众的担忧和恐慌，指导老年人和基础病患者如何应对。
不少民众对一些媒体及专家深信不疑，如今话锋一转，留下一脸无辜的他们。虽然其中的多数人都能够跟随官媒而切换风向，永远站在大多数人这一边，但也有少部分人依然在寒风中不知所措。毕竟，就在前一个月，一些媒体还在传播新冠后遗症、“长新冠”。虽然如今这个弯转得有点太急了，但他们一直是顶级赛车手。
三是保护好老年人和基础病患者。
社区和医院的防疫工作重心应该是保护老年人和基础病患者，做好登记和医疗对接，及时救助患者。香港老年患者的病死率很高，其中80岁以上未接种疫苗者的新冠病死率高达16.11%，接种了1剂疫苗者为5.98%，接种2剂或更多疫苗者病死率为3.12%。当然，新冠新变异株致病性可能低一些，但对患有基础病的老年人来说依然存在相当的威胁。
不少80岁以上老年人伴随着基础病不适合接种疫苗。这导致他们毫无防备地暴露在新冠疫情之中。广州卫健委公布的数据显示，截止到12月4日，本轮疫情报告的本土感染者中,8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有656人，其中未接种过新冠疫苗的有302人。目前，全市80岁以上老年人新冠疫苗首针接种率仅为52.7%。
更大的威胁在于，免疫屏障其实有限，老年基础病患者与普通人一样可能反复感染，这群体的重症率、病死率随之增加。
所以，我们讲保护好老人和基础病患者，但这话其实很无力。这天降之灾，如陨石撞击地球，目前我们没有能力彻底解除风险。问题是，病毒对老年人及基础病患者的威胁远远超过普通人，这对他们来说是不公平的。我们这代青年、中年，没能力保护好我们的老人，这令人感到沮丧与悲伤。
02
慢修复
在今年每一份月度宏观经济报告中，我都反复强调，新冠疫情及其政策是中国宏观经济走向的最大不确定性，彻底摆脱新冠疫情是宏观经济复苏的重要前提。
如今，“终结”新冠疫情在即，很多人开始关注明年经济走势。
今年10月份，宏观经济四季度弱开局，出口和消费均转负，房地产再深度滑坡，制造业回落，基建投资边际下降，新增社融与新增贷款低迷。11月延续弱势，出口和消费降幅扩大，三大投资持续回落，宏观经济继续探底。
11月份又是重要政策的底部。
首先是房地产政策之底。今年上半年房地产政策在需求端救市，解除限购限售、降息、公积金首付贷、购房补贴等政策刺激需求，但在疫情蔓延、经济走弱和房企债务违约的冲击下效果有限，前三季度房地产市场深度下滑。10月份房地产投资、融资、销售再度滑坡，打破了需求端艰难筑底的走势。11月份房地产政策在供给端迎来突破，十六条和恢复房企上市融资的政策，从信贷、债券、股票、信托、专项借款、预售监管资金、并购等多措施全方位给房企输血，“三箭齐发”拯救房企和“保交楼”，以避免楼市彻底崩溃进而冲击银行系统。
目前，据不完全统计，万科、碧桂园、龙湖等房企获得商业银行授信接近2万亿。同时，“第二支箭”2500亿房企债券已经发出，“第三支箭”房企上市工作也在启动。房地产市场在流动性寒冬中“突然”迎来小阳春。这也标志着楼市政策见底，政策转向供给端和需求端双刺激。不过，十六条更像是房企的速效救心丸，房地产市场复苏还依赖于宏观经济恢复。而宏观经济恢复，与疫情及其防控政策直接相关。
11月底，对宏观经济影响最大的政策触底反弹。防疫政策调整，常态化核酸废除，被封控的城区、社区大规模解封，经济活动恢复立竿见影。最重要的是，大势之下，高压线被解除，如释重负，信心逐渐恢复。
飞猪最新信息显示，截至12月5日，重庆、郑州、济南、上海、杭州等热门城市的出港机票预订量环比上周翻倍增长。携程数据显示，12月1日至12月4日国内机票单程均价（含机建燃油）为863元，环比上周同期增长15%，同比增长近40%。
一些机构预测，如果实施开放性政策，明年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期可以上调1-2个百分点。但其实，这种预测并不准确，因为谁也无法预知，如果继续实施过去的政策，明年经济会发生什么。
参照欧美、越南、中国香港的经验，在政策转向之时，资本市场率先作出反应，先涨为敬。港股是中国重大政策的晴雨表，走得最前面、反应最激烈。在11月，港股多次押注内地防疫政策转向，A股也紧跟其后。
通常，受疫情压制最严重的服务业，如航空、酒店、旅游、餐饮、零售反应最强烈，最近这些板块在资本市场上已有所反馈。但是，在实际中，服务业复苏在经历前期反弹后将经历漫长艰难的修复过程。
以越南为例。越南在2021年10月份迎来政策开放，但直到2022年3月，餐饮、旅游、商业零售等服务业才实现同比转正，恢复速度远不及基建、能源、房地产和制造业。另外，在资本市场上，政策放开后的第一季度，基建、房地产和工业的板块涨势也强于服务业。
人们在政策调整后将经历一个震荡期、适应期与观望期。过去三年养成的防护心理与避险意识形成路径依赖，很多人并不会立即扩张消费、出门旅行和增加投资。
更重要的是，大疫三年破坏了企业与家庭的资产负债表，不少企业和家庭的资产、收入减少，成本、债务增加，还有大量门店关闭、企业倒闭和工人失业。投资信心和有效需求的恢复将是一个缓慢的过程。比如，一个失业工人可能需稳定再就业，才有稳定的收入，然后才能增加消费。一个企业只有逐渐恢复营收、利润或者确定市场需求迅速回暖才敢扩大投资。
有人关注到，今年前三季度住户存款新增13.21万亿元，较上一年同期多增4.72万亿元。明年，这“额外”的4.72万亿，能否释放出来？
这部分“超额储蓄”，来自高收入阶层在货币和财政扩张之下的高额积累与缩减投资、中产家庭的避险结余以及广大普通家庭的节省开支。按照招行公布的私人银行、金葵花储户和普通储户的存款结构简单推算，可能不到18%的超额储蓄（8500亿）来自广大普通家庭。通常，高收入家庭的边际消费倾向弱于普通家庭，释放的消费是有限的。
当然，政府也可能会出台一些消费刺激政策。但是，消费其实不需要政策，家庭有钱、有保障、有稳定的收入预期自然会消费。真正有效的财政政策是提供更多的家庭保障。
与消费相比，投资的恢复可能稍快一些。今年11月之前，基建和制造业受疫情的冲击小于服务业。受财政扩张政策的刺激，基建获得数万亿的债券投资，大型制造业和出口制造业获得大量信贷和专项贷款。汽车制造业在经历上海疫情后迅速反弹，出口数据连续创纪录。
不过，明年基建和制造业的复苏可能没有那么明显。基建依赖于大规模的财政投资，但地方债务压力较大，民间投资跟进力度不足。今年广义财政缺口超过3万亿，地方债务大规模扩张。明年无法安排央行上缴利润和地方无法更大规模扩张专项债，基建基本以稳为主。
今年疫情之下中国制造业对经济的拉动依然明显，主要受益于快速增长的出口。越南去年10月份实施开放政策，正好赶上了欧美经济复苏，出口制造业大赚。但是，四季度开始，欧美经济衰退明显，制造业需求下降，亚洲国家商品出口增速迅速下滑。10月份，中国对欧洲出口年内首次转负，对美国出口连续三个月负增长。明年，中国制造业正好赶上美国经济衰退期，出口制造业可能回落而非增长。同时，国内消费恢复缓慢，制造业内需长期不振，不足以支撑制造业较快复苏。
最后是房地产。明年房地产政策应该还是维持供给端和需求端双刺激。除了个别城市可能呈现投资热度外，房地产市场整体将经历筑底修复的过程，将伴随着宏观经济复苏、需求恢复而回暖。当然，这是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
在经历一场元气大伤的危机后，即便企业和家庭的收入在恢复，但资产负债表依然可能继续衰退。原因是，危机增强了整个市场的避险意识，企业和家庭降低杠杆率，将部分新的收入偿还债务或增加储蓄比例。
明年，有人说是否极泰来，我更希望是休养生息。
03
五达峰
明年，中国经济与社会将经历一轮漫长的修复期。通常，市场修复先于宏观修复，宏观修复先于社会修复。
首先是市场修复，生产和供应不再被阻断，投资和消费不再被隔离，供给端和需求端均能够正常行动。然后是经营修复，就业修复，收入和债务修复，资产负债表修复；同时伴随着是，消费和投资修复，政府财政和货币政策修复。在社会层面，结婚修复，生育修复，教育修复。
在经历了三年大疫之后，疫情其实（加速）改变了这个社会。即便市场、经济与社会逐渐修复，依然面临“五达峰”：
一、增速达峰：宏观经济告别高速增长阶段，非高增长将常态化，企业投资和家庭收入预期下降。当前，经济全球化进入退潮期和秩序崩坏期，全球经济正进入衰退周期和高风险期，国际技术与资本转移红利处于衰退期，中国迅速切入老龄化社会，国际秩序、全球市场、技术、资本与人口红利这五大支撑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要素正在减弱。
二、人口达峰：中国正在快速进入老龄化、低生育社会，人口红利消失，劳动人口呈下降趋势，未富先老的养老负担将持续增加。即便明年短期内结婚率、生育率有所上升，但不足以改变老龄化、低生育之趋势，并且，就业和收入在老龄化、低生育面前愈加吃力。
三、杠杆达峰：宏观经济杠杆率高，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巨大，财政和货币政策刺激愈加乏力，同时副作用增强。从地方政府到企业、家庭，负债率均处于较高水平，财政和货币继续扩张，若市场投资乘数跟随扩大，私人债务风险在宏观政策紧缩期将显现；若市场投资乘数下降，公共债务风险因收益率下降而增加。
四、投资达峰：过去宏观经济非常依赖于三大固定资产投资，而如今基建投资过剩，房地产存量巨大且泡沫依旧，制造业投资随着出口下降而递减。随着社会迅速老龄化、养老负担持续增加，债券与财政将更多转向养老、医疗保障而非基建投资。
五、贸易达峰：随着欧美国家货币和财政刺激政策衰退，全球经济在摆脱通胀后依然持续低增长，叠加国际秩序崩坏、国际技术转移红利衰退、越南印度制造兴起以及中国步入老龄化社会，对外贸易在去年到今年上半年经历高光时刻后将逐渐回落。其中，俄乌战争及其引发的能源危机加速了国际秩序的崩溃和全球化的不稳定性。
目前，在制度改革潜力不大的国家，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于技术创新。这个过程或是缓慢的或不均衡的。这好比拓荒者，筚路蓝缕，以启山林。转轨型国家，属于跟随者，通过制度改革和市场开放，引入现成技术和资本，跟进拓荒者，一路坦途，一马平川。但是，当随着技术和资本转移红利的耗尽，经济逐渐失速。这该怎么办？
回归到本质，经济增长主要靠知识、技术和制度三大创新。当技术和资本转移红利消失，只能靠知识和技术创新。如日本、韩国在八九十年代之后通过汽车、半导体、化工等技术进步推动经济增长和走出亚洲金融危机。不过，知识和技术进步，不仅来自大规模的基础教育投资，还需要改善社会制度，创造更加宽松、自由、开放与多元的市场与文化环境。正如1998年韩国对银行制度的改革，日本对金融法律的改革和对基础研究的投资。
对于转轨型国家来说，进一步改革开放，深度挖掘制度改革的潜力，是促进经济持续增长的最直接有效的办法。同时，有效的改革也在孕育着知识和制度创新，培育经济增长的自生力。
明年，财政和货币政策可能指向稳基建、扩制造、保房地产和刺激消费（服务业）。但是，光靠宏观政策不足以应对“五达峰”带来的困难以及推动经济增长。未来，中国宏观经济和普通家庭收入普遍性增长还得靠改革开放。
改革开放，是一个老话题。到底什么是改革开放？改革什么？如何开放？
经历过90年代的人对改革印象深刻，这个十年是中国改革的最密集、最具魄力的十年。一位同志领导的班子，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地位，大力推行计划管理体制改革、价格改革、国企改革、住房改革、财税改革、社保改革、银行改革、教育改革，初步建立现代财政预算制度、现代银行体系、证券市场及金融制度，支持和鼓励民营企业发展和自由市场。
改革，改革，到底改了什么？总结起来两点：一是将集中的权力、资源下放到市场，让市场自由地配置资源，鼓励个人按照自己的意志去打工、创业、消费和投资；二是建立服务于市场交易的行政体系与司法制度，最大限度地降低交易费用。
90年代，还是一个充满挑战但积极拥抱世界的十年。这位同志先后有效地应对苏联解体、台海危机、大使馆事件、撞机事件，同时抓住了“9·11”恐袭悲剧事件的机会成功“入世”，让世界重新认识和接纳了中国。正是有效的改革和积极的开放，才能引入大量的国际资本。从1992年美资开始大举入华，到2001年中国“入世”，这位同志的改革开放事业可谓修成正果。
改革促进开放，开放反推改革。到今天，改革开放依然还有相当的潜力。很多人将改革开放、经济全球化等同于商品贸易。实际上，商品贸易是最初级的开放，最初级的全球化。中级是金融、服务、人才与劳动力的全球化，高级是财政、货币、税收、司法、婚姻、生活的全球化，终极是个人的全球化。目前，中国对外开放的最大成果是巨额商品贸易。接下来，金融、服务、人才与劳动力的全球化和高级全球化，还有巨大的空间。这是世界之大势，也是中国深度融入世界与实现自我发展之机会。开放才能应对贸易达峰、国际秩序崩坏的问题，改革与开放促进技术进步才能真正应对增速、人口、杠杆与投资达峰带来的挑战。
最后，改革开放的根本目标是什么？不是技术创新，不是经济增长，不是所谓的宏大叙事，而是增加普通家庭的收入。普通家庭有钱，这一切随之而来，而这一切又变得不重要。
迎来改变的那个星期，我正好被隔离在酒店。知道这一切即将结束，我便开始思考：这三年，这付出巨大代价的三年，我们获得了什么？大疫三年后，我只想过属于自己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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